《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张立宪　著

　　作者七○年生人，青少年横贯整个八十年代。我比他小五岁。他们那一代弄潮的时候，我刚刚挨近沙滩，好不容易一脚踩上去了，九十年代的海面已归于平静。整个中学时代，我差不多就是隔着五六年的差距，仰视无数个张立宪在大学校园里赛诗，然后把那些句子转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是他们的幸运或不幸，对我，却意味着青春期的一个漫长虔敬的注目礼。如果做心理分析的话，这是我在一堆书里优先读完这本的动机。

　　网络上的“回忆碎片体”并不少，但能像这样渐渐积攒成规模的并不多见。虽然作者自述“想起来就写，拎起来就说”，但事实上，这十二章所选取的主题（校园，足球，评书，电脑……）都是承载着岁月流逝的容器，那些罗列出来的书籍、电影，都是群体记忆的见证。那是个可能性从“贫瘠”渐变为“丰富”的年代，获得信息和娱乐的渠道远比今天狭窄，也就是说，那些被“久经传阅”或者“久经传唱”的东西，要比今天更容易寻找，也更容易归纳。让张立宪哭得最凶和笑得最惨的电影，我多半也心有戚戚。但我很难想象，比我小五岁的“八○后”，能与我精确地分享那么多记忆的交集——毕竟，今时今日，我们面对的选择项正以几何级数与年俱增，与日俱增。若干年后，与新世纪同龄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再要于怀旧中对个暗号，恐怕就不是二十几万字能打住的了。

　　像这样的题材弄不好就会成为滥抒情的标本，张立宪却成功地绕开了这个陷阱。叙事中巧妙地穿插了大量属于那个时代的歌词，带着自嘲的调子，有效地瓦解了过分感伤的趋势。难度最高的部分是“关于泡妞的记忆碎片”——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爱情”与“纪实”嫁接，会是一件要多别扭有多别扭的事，所以干脆以虚构手法介入，以第二人称“你”贯彻始终，一开头就像是从哪篇法国新小说里截下来的句子：“那是一股扑鼻而来的记忆：你突然在黑暗的地下通道里抱住她，她挣了一下，暗示前面有人。你飞快地吻上她的嘴，将她口中的口香糖抢走。”这个调子一定，之后的部分就展开得顺风顺水了。那些发生在大学时代的故事，被真真假假地陈述着，读者的眼眶稍稍湿润时就被作者的反讽拉回来，禁不住哑着嗓子笑一笑。至于在这些碎片里，张立宪本人——那个在其他“记忆碎片”里一直如此清晰的“我”——究竟藏在哪里，就无从知道，也无须知道了。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沈昌文　口述

　　又是一本与八十年代脱不开干系的书。沈昌文是八十年代《读书》杂志最辉煌时期的主编，是绝对有料可挖的出版界传奇人物。不过，这本统共也不到两百页的小书既为“口述体”，线条难免粗略，语焉难免不详。好在编撰者用了心思，在相对散漫的口述中加插旁白，附录里又收入了相关的访谈，多少弥补了先天不足。

　　最有意思的还是传主的生存智慧。好多话可以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听。他对儿时的“奴才主义”的分析（11页），既中肯又幽默，对自己在“反右”时出于审时度势所做的“立功表现”，以及在此过程中失落的初恋，也并不避讳。这是看过多少风云变幻之后的老人才会有的淡定和圆熟。总体而言，这本书适合“闲读”，但最好不要泛泛地翻几页便放下来，真正有趣而未必可以复述的部分，都藏在容易翻过去的角落里。

　　《寡居的一年》，约翰·欧文著，张定绮　译

　　如果用一句好莱坞化的广告词来概括，那么这本小说的核心故事，其实是一段年龄差距25、时间跨度37的忘年恋。情节本身无须细述，总之，这类说起来饶舌、想起来头昏的“伪乱伦”情节，如果落到法国新小说作家手里，不晓得要渲染出多少花样。但是，欧文不喜欢心理分析，也不在意是否在文本中留下可供诠释的入口，他更关心如何在故事里布满兴奋点。情节本身已经很有料，可他还嫌不够，动不动就在人物身上玩点数字游戏，当时间标签密集到一定程度时，本来还算清晰的时间轴反而变得“模糊”起来。没有哪一个读者，会有扔下书、列张表从而把人物关系理顺的癖好，于是作者继续得逞：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试验排列组合，靠颠三倒四的强调和暗示营造强烈的“错位”感，让有限的人物产生“疑似无限”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读者眼前就出现了万花筒式的错觉，仿佛这一家子几十年的性关系都浓缩在了同一个时空里。我曾经企图在畅销小说《时间旅行者的妻子》里感受时间错位所造成的戏剧效果，却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火候。意外地，通过《寡居的一年》，我发现，并不需要依靠魔幻，时间也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在作者手中，而且，约翰·欧文显然比奥德丽·尼芬格控制得更老到。不过，他把时间拿捏在手里，是为了在情节中突破秩序，造成“视觉效果”上的混乱，为了让人物在性狂欢的假象中暂时伸展开手脚。

　　所以，暂时撇开小说后半部过分渲染的“劝世”观念，至少，欧文在故事里对于“时间”的处置，是非常出色的。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也是对于记忆的致敬，并再次证明：小说与电影一样，都是对于“时光”的精雕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