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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1990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对于故乡上海，我不能说是陌生的，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19年；以后由于探亲、改稿、开会，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多少也是晓得的。但我又不能说对上海十分熟悉，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生活在贵州，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是那么的遥远。
而创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诸如弄堂、公寓、大楼、小院、单位、马路、城市的感受，对于人际关系、人物命运、社会风云的感受，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一些同行遇见我，经常问，在你的散文随笔中，怎么总会提到贵州?一些读者对我说，你有一种贵州情结。一些老同志见了我，会指着我说，我们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是啊，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上海和贵州，这是我生命的两极，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也抹不去。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就取名为《我生命的两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尽管写到省城，写到上海，写到香格里拉，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华都》，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也许，对于我来说，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
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的一生中，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题名为“叶辛新世纪文萃”，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
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
谢谢!
叶 辛
2004年1月18日

文摘

书摘
她从第一眼见到他时，心头就踏实下来。他主动推着行李车走出候机厅时，她真想依偎在他的怀里一起走出去。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他不是朋友，而是她的一位可以信赖的亲人。
出租车往市中心驶去，他告诉她，已为她订好了市中心的客房。离静安寺很近。她会满意的。如果她晚来几天，延安高架路的中段通了，从机场到市中心，只要十多分钟就行了。
这么快啊，她满意地笑了。一切的担忧、不安全都烟消云散了。她笑着告诉他，在洛杉矶飞往北京的航程快结束时，她和几位河南郑州的个体户老板聊天，从他们的嘴里，惊讶地听说他们原来是自费到美国去考察的。他们竟然这么富!中国真的变了，变得令她想象不到。
他却心平气和地坐着，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直到她叽叽咕咕说了好一阵，他才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多了。”
他挨着出租车的右侧车门坐着。她则坐在后座的中央，挨得他很近。她的左侧还空出足可以坐一个人的位置。即使这样，他仍察觉到来自她身上的那一股清朗的气息在强烈地诱惑着他。她转脸瞅着他说：“你看上去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年轻，”
他认真道：“怎么没变化，老了。”
她清脆地笑出声来：“你也老么?”
他侧过脸回看了她一眼：“你怎么戴了一副眼镜?”
他已经是第二次说这话了。她说：“到了晚上，我视力差。为了要认出你，就戴上了眼镜。”
和他说话，不论说什么，她都觉得愉快。什么原因她说不上来，她只相信这是缘。飞机降落前她还在犹豫，不知自己如此莽撞地闯了来，对还是不对。见了他，她就认定了，她是该来的。
他开始给她讲那年他们离开洛杉矶以后，前往美国东部访问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喜欢尼亚加拉大瀑布，他对东部公路两侧的绿化由衷地称道，他对那次旅行表示满意。惟独遗憾的是，导游介绍得太一般了。若是有人能结合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些介绍，那会更好的。

不过，传归传，雨山屯寨子上，哪个也不曾见过传说中的宝剑。
上山下乡之前，文化大革命的小道消息传得甚嚣尘上的同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关于“梅花党”和“一只绣花鞋”的故事以及类似的版本，说得天花乱坠，我是从来不信的。在我看来，到了偏远蛮荒的乡下，“皇帝的宝剑”这一类传言，不过就是城市里编烂的故事的翻版而已，从来没把它当一回事。
春去秋来，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早熟的谷子挞上来了，坡上的包谷扳回寨子了，雾岚山下、缠溪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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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世纪末
世纪末的爱情
爱情跨世纪
玉蛙
爱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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