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书名《三馀论草》很引人注意，让人感到作者的谦抑。“三馀”的故事在学人曾经广泛流传。它是三国时学者董遇答学生问治学之道时所说的话，即“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也”，而宗文先生则仿其义而自陈新三馀之说云：“审稿编稿之馀，开会出差之馀，吃饭饮茶之馀。”虽语涉调侃，但亦足见其在出版社治学之艰辛。至于“论草”云云，则为宗文先生自谦其论著之尚待订正，实则此《三馀论草》固宗文先生历年治学成果之汇集也。
《三馀论草》的绝大部分是作者研究辞赋，特别是汉赋的成果。无论对赋体，还是对赋的作者，都有若干个案研究。作者声称他是遇到一种偶然的机会而闯入辞赋研究这一领域的。这种偶然，应说是一种机遇。不管是偶然或机遇，每个人一生中总会碰到的，但有人抓住了机遇，并钻进去了，也就得到他应有的收获，而作者正是这样一种人。所以在读本书时，除了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外，还能体会到如何去专攻某种专门学术领域的门径。作者对辞赋研究的文章，立意很深，文字也很通达，容易让人得其要点，特别是作者在很多地方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点定自己的论点，在《辞、赋、颂辨异》一文中，既论其同，又辨其异，让人认识到这三种文体“在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上，有相同、相通之处，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只是有些表现得较为明显，有些则表现得较为微妙罢了！”在《〈七发〉三问》一文中，作者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了《七发》的基本思想、《七发》的文体和“七”体之源等三个主要问题，评说了《七发》的基本内容。在《也谈〈天子游猎赋〉》一文中，作者针对不同意见做了辨析以后，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它存在于《史记》相如本传中，然而又不完全是原样的《天子游猎赋》了。”作者对两汉若干赋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和蔡邕等人，都撰专文作了分析研究。他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司马相如之所以成为“一代赋宗”的原因。他从扬雄的著作《法言》中抉择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这一警句，认为“它不仅涵盖了过去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概括地反映了扬雄的全部文学观和审美观”，并像剥笋那样，用不少的篇幅，层层剥落，而得出结论说：“‘诗人之赋丽以则’既是扬雄所企求的文学创作的理论模式，又是他的全部文学观和审美观的形象而概括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