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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罗仑
在张佩国副教授的新著《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一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即将付梓的前夕，我有幸读到书稿的全文。众所周知，一些中外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先后对清代山东和华北(含山东)的农村经济进行过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先后已有数本较有影响的专著问世。如今，本书作者又将此项区域经济研究延伸到1900年至1945年，仅就本课题涵盖的时空范围而言，即已填补了山东与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的空白。业内人士一看便知，由于本课题的研究起点较高，如果作者没有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视野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学术魄力，是断难下决心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来著书立说的。翻开此书，即可看到：作者以地权分配为中心，将地权分配、农家经济和村落社区这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融为一体，并把它们共同置于一个大生态环境体系中来加以考察，由于作者使用了这种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相互贯通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本书颇具特色。下面，我将谈谈通读这本书稿后的一些收获、感想与体会。
在第一章《近代山东农业生态的透视》中，作者细密地研究了包括地形土质、气候条件、水系分布、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环境以及包括耕作制度、水利状况在内的农业技术体系，还研究了包括交通网络、聚落地理在内的人文环境要素。不仅如此，作者还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近代山东这块超载的黄土地，并对这块黄土地进行了合理的农业经济区域划分。众所周知，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十分重视乡村社会生态环境这一要素。自从中美正式建交，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种研究方法日益被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所认同，并在不少论著中有所反映。但是，在我迄今所见到的有关农村社会经史研究论著中，可以说本书是讨论生态环境最为全面透彻的一本。我以为本书的这一鲜明特色，实应受到国内有关学者的充分重视。
在第二章《土地占有：历史演变与制约因素》中，作者分别对明末至清后期，清末至民国初年和抗战时期山东的土地占有演变趋势作了探讨，作者根据其已掌握的有关史料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本区土地占有情况基本上是沿着“分散化”、“继续呈分散化”和“进一步趋于分散化”的轨迹演变的。其主要理由就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段里，一直在总农户中占最大的比例。众所周知，以往史学界对地权分配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研究土地兼并、土地买卖、地权分割及由此派生而出的租佃关系和雇工经营问题。作者认为章有义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小自耕农占有土地达40—45％，或者说40％左右，乃是中国
近代土地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看法，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以往农村地权研究中的误区。本书作者在认同了章先生的上述观点后，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小自耕农阶层的土地占有和变动情况。我认为，在研究地权分配问题时，将小自耕农占有土地的状况纳入视野之中的这种研究思路和做法，无疑会对深化地权分配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描述了土地占有变动的形式与过程之后，本书作者还用了较多的篇幅，分别从经济作物的种植、农村副业、区域市场网络和地主经济条件下的土地积累等方面，对地权变动趋向分散的原因进行了微观的经济分析。此项研究成果，对于论证作者所持的“农业外的经济收入，对小自耕农及地主保持原有占地规模，均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论点，无疑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第三章《土地经营与农业增长》中，作者显示的功力尤深。在这一章里，作者首先指出：在近代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惯行的租佃、雇工与自耕三种形式中，“以往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乃至近代时人的社会调查、方志写作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小自耕农、佃农的家内劳动及户际协作关系(即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帮工搭套”)重视不够，甚或将其完全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我以为作者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中肯的。在本书中，作者还运用大量实证材料依次研究了租佃经营、雇工经营和自耕农经营的各个相关层面，并重点对家庭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的农业投入与产出作了详细的计量分析，以论证
作者从美国学者德·希·珀金斯教授和黄宗智教授那里接受过来的那个著名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由它派生出来的“内卷化”或“过密化”观点。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对上述两种农场的农业增长状况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分析时，做到了尽量顾及农业增长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适当联系了影响土地经营形态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动的相关因素，特别是做到了以大量实证资料来验证“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不同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若将此项研究成果与德·希·珀金斯和黄宗智所作的有关研究成果相比，应该说又有了一些新的推进。作为论证中外学者所持的一家之言，一位我国青年学者，能做到此点，实在是中
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尽管我本人对“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由此派生出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理论尚存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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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在鲁西南农村长大的一位农家子弟，对山东农村的山川、地利、人情有着较为切身的感性认识，多年来又对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情有独钟，本书就是他在过去学术积累和农村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写出的一本颇有功力的处女作。

文摘

书摘
“礼俗社会”是根基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实体概念而非价值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概括也是总体的而非局部的。这一概念的确立，对于解释中国近代农村土地分配是极为有效的。如度量衡制度是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中极为重要的问题，直至民国时期，度量衡在各地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依靠各地的交易惯例，山东兖州和甘肃伏羌县竟有一百斤一斗的小麦，山东滕县居然一百五十斤算一斗，亩制的混乱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社会仍然是以民间惯例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在水利灌溉、帮工搭套等土地利用活动中，宗族伦理是礼俗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
中国农村社会也不是独立于城市社会的世外桃源，但城市化带来的是乡村社会经济的不发展，从而产生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城市化与近代农村经济的滞后并存，确实是寥观的历史事实。陈伯庄描绘了平汉铁路沿线城乡差异的图景：“黄河流域，称为中国文明之发祥地，但那里农民生活怎样?……住的是土墙败屋、草棚、茅舍，湫隘昏黑，无空气光线可言。畜杂侣，不以为怪……大米饭是奢侈品，与肉类一样，只有岁时节庆才有。白菜萝卜清水白煮，怕费油，有时连盐都吃不起而淡食。”“这种穴居野处的生活，与高楼大厦并存于现代，真有时代错误之感”阳。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化结构，是无法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再加阐述的，但起源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却与中国社会的分析，有着价值上的同构性、实体上的相似性。
从实体模式的构建和分析范式的转换中，可以归结出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方法。历史是“总体的历史”，历史学也应是整体的历史社会科学，这一观点早巳为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提出并具体运用于历史研究。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应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前文在分析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都需要多学科、多向度的把握，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仍囿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只静态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偏狭视野，其结果只能是堆积史料并不断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者不可能只讲学问而没有思想，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要融人研究客体中去。但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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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序
导论
一 研究动机与学术现状
二 分析视野：寻求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契合
三 分析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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